沒有人是一座孤島:
後新冠疫情時代的國際化思維
莊坤良
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 (metaphysical poet) 鄧約翰 (John Donne, 1572-1631) 在他的《沉思錄》第十七篇裡有一段著名的話:
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;
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, a part of the main;
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,
Europe is the less,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,
as well as any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;
any man's death diminishes me,
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.
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;
it tolls for thee.[1]
大意是:
沒有人是一座孤島，本身具足。
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，整體的一部分。
如果土地一角、海岬一方、莊園一座，
不管是你的或是朋友的，被海水沖刷掉，
那麼整個歐洲就會跟著變小一些。
任何人的死亡，我也會跟著變小，
因為我也是人類的一員。
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，
它為你而敲。
十七世紀是歐洲大航海的時代，因為航海技術的發展，強化人類的移動能力，也拓展了世界觀。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、麥哲倫首度航行地球一周，全球化就悄然開始了。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，台灣也沒有缺席，「福爾摩沙」的名字就是葡萄牙人命名的。西班牙和荷蘭在分別在北台灣和南台灣留下了紅毛城和熱蘭遮城。
回到台北市西城老街淡水河岸的貴德街，有李春生紀念教堂和大茶商陳天來故居，這附近是台灣接觸世界的窗口，洋行，茶葉、布匹、傳教士，把台灣帶進殖民與世界貿易的網路。西荷海上強國的角力，把台灣捲入十七世紀的國際舞台。從世界看台灣，台灣是世界貿易的一環。從台灣看世界，歐美東洋思潮輪流進入台灣，成為台灣文化元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這個「被發現」的福爾摩沙，驚覺自己與世界的連動關係，也開始思考自己在世界體系中的主體性。鄧約翰的詩作，楬櫫世界家與全人類一體的關係。台灣的發展史也點滴驗證國際化早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了。
進入二十世紀的網路時代，全球化的人力、資本、資訊、技術、文化、思想的流動，更是飛快加速，地球村早已是事實了。今年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 (COVID-19) 更是不分人種、國家、階級，讓地球上的每個人都受到嚴重的影響。檢疫(self-quarantine) 、自主隔離(self-isolation)、封城(lockdown)、社交距離 (social distancing)、居家防護 (stay at home) 、搶購 (panic-buying)、手部清潔劑(hand-sanitizer)、口罩(medical mask)、疾病大流行 (pandemic)變成全球通行的語言，這個史無前例的流行疾病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，挑戰了我們對社會運作、交通移動、商業行為、教育溝通等面向的傳統思維。
疫情來襲，我們被迫改變生活的方式。人際的接觸被迫中止，網路的「零接觸」溝通順勢崛起。學校採用遠距教學，上班族在家上班，外賣取代上餐廳，人們被迫留在家裡檢疫。我的教學與研究生活也面臨調整與適應，但也因外在的環境變化，讓我有更多的時間來省思自己。疫情困居，對以下幾件事情有感，提出來和大家分享:
大家因疫情被迫待在家裡，但個人可以學習將過往的人際交流轉為如何與自己對話，如何「享受」獨處？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 (1623-1662)說:「人之所以不快樂是因為無法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間裡」（ ‘The sole cause of man’s unhappiness is that he cannot stay quietly in his room.’）。不能出去旅行，那就安頓此心，學習放慢腳步「在房間裡旅行」，以新的眼光仔細觀察自己習而不察的房間，牆上的裝飾、床頭的鐵花圖案、旅行時買的紀念品、窗戶與外頭街道的空間關係、書架上被遺忘多時的書、鉛筆屑的形狀等等，每件事都可以重新省思而得的新的啟示。我們的身體雖然被困，但思考仍是自由的。居家可以從熟悉的舊事物出發，去探索自己內心廣大的世界。這未嘗不是疫情提供給忙碌的現代人一個喘息、省思與向內心探索的機會，此際，被迫「慢活」，反而是一種福份。
新冠肺炎是人類有史以來最「國際化」的事件，疫情的範圍擴及全球，感染與死亡人數不斷攀升，令人驚心，嘆生命之脆弱。當前最具影響力的以色列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 (1976-)在他的短文 “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” 中，討論疫情對我們的影響，他以全球的觀點說: 「在這個危機的時刻，我們面臨兩個選擇。第一是集權監督與公民自覺。第二是國家間的隔離與全球團結合作[2]。」他指出科技的運用有效推進社會的進步，但也危及人們的隱私權。當以健康為由的監控從「皮膚上」(over the skin) 轉化到「皮膚下」(under the skin)時，人們的心智活動，甚至於情感，將暴露在威權統治下而失去隱私、自由與安全感。Harari 評論指出防疫有賴公民意識的覺醒，透過理解而主動配合，這當中教育扮演了重要的腳色。當然最重要的是國際間的合作，分享資訊，在物資與醫療技術的互相支援下，共同度過危機。台灣在這波疫情的表現傑出，贏得國際社會共同的讚譽。 “Taiwan can help” 的口罩外交，也充分表現國際合作的精神，為防疫盡一份國際力量。
疫情阻斷人們之間的來往，但是教育不能停。在這個危機時刻更應該發揮教育的創新思維與彈性應變能力。最近亞洲大學負責教育部委託經營的「印尼泗水台灣教育中心」，就舉辦一場史無前例的線上教育展。打破地理空間的隔閡，國內27所公私立大學響應，在台中舉辨一天的線上海外招生活動，數千名遠在印尼的學生參加了這個「留學台灣」的教育展，在網路上收看各校的介紹。困局，需要創新作法，這場教育展提供了突破重圍的良好示範。檢疫隔離反加速了網路的利用，國際溝通不能因疫情中斷，隔離反以另一種形式與世界連接，這種中斷的連結( disconnected connectiveness)或無接觸的溝通，也開啟了人類溝通史上的嶄新革命，下個世代的競爭，也許就在網路為基礎上的創新應用。
他早就告訴我們人類的命運，休戚與共。全球化的時代，這種感覺更加深刻。就像詩中說的，人不是孤島。台灣也不是，三百年前，台灣就躍上國際舞台。楊渡的歷史書《1624: 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》，細數台灣在大航海時代的故事，將台灣置放在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蘭、日本、菲律賓、中國和南洋諸國商業與政治的脈絡之間，緊密與國際的變遷連結在一起。放眼今日台灣，我們也不能困於鎖國心態，反而更需要以開闊的全球視野，省思自己的地位，並以創新的方式，參與國際社群。
[1] 海明威曾用 “for whom the bell tolls”當作他的小說《戰地鐘聲》的書名。
[2] 原文是: In this time of crisis, we face tw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hoices. The first is between totalitarian surveillance and citizen empowerment. The second is between nationalist isolation and global solidari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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