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師大大師：梁實秋）
梁實秋: 台灣英語文教育的先驅 （1）
莊坤良
梁實秋先生早年留美，受業新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(Irving Babbitt)，回國後與胡適、徐志摩等人創新月雜誌，議論時政，並治文學批評，後以《雅舍小品》享譽文壇，抗戰時期因與魯迅筆戰而成為階級革命的敵人。1949年，渡海來台，延續其教育志業，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合計40部、以中文撰寫英國文學史、投入教育行政工作、編輯英漢字典、中學英語教科書，在台灣的文壇與杏壇，寫下輝煌的成果與深遠的影響。
壹、大陸時期生活
梁實秋先生，本名治華，筆名子佳、秋郎，生於光緒28年（1903）。父親梁咸熙為前清秀才，他的啟蒙始自傳統的私塾教育。先在家裡和兄姐一起接受家庭教師「念背打」的傳統學習，9歲進陶氏學堂，接受私校教育。10歲進北京京師公立第三小學，以第一名畢業。14歲考進清華學校。
清華學校為庚子賠款支助設立的學校，性質為留美預備學校。 梁 先生在此度過八年的中學歲月。清華給予他自由的學習環境，體格的鍛鍊，和一大群在往後歲月裡互相扶持的同學。在清華，上午的科目全英文上課，下午排有中文課程。英文課有林語堂等人和諸多美籍教師擔任。學校課程設計偏重英文，一般同學都重英文，輕中文。但 梁 先生則對中文課也熱心研讀，尤其是受到 徐鏡澄 先生的教誨，在作文上學會什麼是「割愛」，什麼叫文字簡鍊，句法挺拔，篇章完整。這種文字的訓練，對 梁 先生的散文寫作，影響甚大，終生受用不盡。大體而言，清華八年， 梁 先生在此奠定了英文與中文的基礎，並促成他往後主修英美文學的志業。
在清華時期， 梁 先生逐步展現他在人文藝術上的興趣與才情。他與同學共同組織「戲墨社」，苦練書法。成立「小說研究社」，與同學共同學習新文學。民國8年，爆發五四運動，清華大學也轟轟烈烈捲入其中，在學的 梁 先生也參與了這個大時代的運動。隔年，他嘗試新詩創作，作品開始在《清華週刊》發表，後並擔任該週刊之文藝編輯。20歲，初識未來的夫人 程季淑 女士，並展開熱烈追求。21歲，和好友聞一多撰寫＜冬夜草兒評論＞，初試啼聲寫文學評論。22歲，自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，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就讀英文系。這段時間還持續創作抒情詩歌。 梁 先生以散文創作，獨步文壇。很少人知道他早年的文學嘗試，竟是多愁善感、感情纖細的詩歌。他吶喊、讚嘆、歌詠生命，直接表白、陳述、渲染感情，一如所有的戀人絮語。 梁 先生也寫小說，如記述愛人離別的＜苦雨淒風＞（1923），或留學異鄉生活的＜謎語＞（1925）。 陳子善 先生收集了 梁 先生先生在這段時期的文學創作，於1996年出版《雅舍小說與詩》，為這段起步之作，留下記錄，供後人研究。
（清華大學）
浪漫激情的 梁 先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大畢業後，獲推薦進入哈佛大學，追隨新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，攻讀英國文學與文學批評。這段受教經驗改變了 梁 先生的創作風格。他從一個浪漫傾向的文藝青年，轉為追求理性清明普世人性價值的文人作家。他在接受丘彥明訪談時說：「哈佛大學的 白壁德 教授使我從青春的浪漫轉到嚴肅的古典，一部份由於他的學術精湛，一部份由於他精通梵典與儒家經籍容會中西思潮而成新人文主義，使我衷心讚仰」[1]。這份景仰之情，影響 梁 先生的治學與為人一輩子。
1925年，梁先生由哈佛轉入哥倫比亞大學，繼續學業。隔年返國，受邀到上海的東南大學任教，主講英國文學史，開啟他長達40年橫跨兩岸的教授生涯。次年，在北京與程女士結婚。同年在上海，與胡適、徐志摩、潘光旦、聞一多等人籌設新月書店並發行雜誌，1927年《浪漫的與古典的》一書，即由新月出版。同時，他以秋郎為筆名所寫的小品文集《罵人的藝術》也在同年出版。這時，梁先生因一篇批評盧梭的文章，點燃了他與魯迅等左派作家的文學立場爭論。新月成立的同時，一批左派人士也成立了「創造社」，宣揚「無產階級的文學」。這些人批評梁等新月人士，皆留美，是一群資本家的走狗。梁先生在「新月」發表文章，駁斥魯迅等左派人士主張。梁先生認為「文學的性質在於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寫，沒有所謂的階級性」[2]。換言之，真正的文學創作，不為某個階級利益而創作，他本身具有獨立的完整性。根據劉信足（2004年）的研究，梁先生的文藝思想主要論點有四：（1）反對「革命的文學」，強調文學忠於人性。偉大的文學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，唯有從人心深處流露出來的情思才是文學。（2）反對「文學的階級性」，他認為所謂的「無產階級文學」只是革命口號。因文學來自人性，並無階級的不同。（3）反對「所謂的文藝政策」。他認為文藝作品與政策是 兩碼 子事，文學作品本身才是大家要關心的。（4）反對「文學是鬥爭的武器」。文學不是階級革命的宣傳品，更不是鬥爭的工具。梁先生秉持他對人性與文學的信念，單槍匹馬，以理性思辯，客觀的論證，回應左派的挑釁，要他們「拿出貨色來」。這場大辯論，奠定了梁先生的文學批評者角色，但也因此引發整個左派對他的圍剿鬥爭。這些對抗也埋下梁先生與魯迅等人於抗日時期第二次的衝突。
1930年，梁先生轉至國立青島大學服務，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。青島宜人的氣候及風景，給他及家人一段美好的生活記憶。是年，胡適先生任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翻譯委員會，邀約梁先生加入翻譯莎士比亞全集計劃。此為梁先生在往後數十年陸續完成此項艱鉅使命的濫觴。隔年，於新月月刊發表〈文學的嚴重性〉、〈所謂的文藝政策〉等文，也結束他與左派作家第一階段的文學論辯。三零年代，他陸續參與了文藝刊物的編輯，如「獨立評論」、在天津益世報開辦「文學週刊」、為「圖書評論」寫書評、在北平籌辦「學文月刊」、創辦「自由評論」，鼓吹民主愛國。易言之，梁先生書生本色，以文字議論，積極參與這時期的國家文化建設。
1934年，梁先生應胡適之邀，回北平任北京大學外文系主任。返回故里老宅內務部街20號。持續出版重要著作《偏見集》、《文藝批評論》。尤其是莎士比亞的翻譯，也在這段時間陸續出版[3]。民國26年爆發蘆溝橋事件，北平陷入危城狀態，梁先生因發表抗日愛國言論，因此他的名字也在日軍逮捕對象的名單之中。這個國家命運的巨變，也改變了梁先生個人的命運。是年七月，他預立遺囑，隻身逃離北平，輾轉赴天津、青島、南京、長沙，後潛回北平省親。隔年，膺任國民參政員，再度隻身離家，轉香港、漢口到重慶，以實際行動參與大後方的抗日行動。
在漢口時，時任教育部次長的 張道藩 先生，邀 梁 先生參加「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」，編輯中小學教科書以供大後方青年學子學習。教育不能因抗戰而中斷， 梁 先生參與教育事業報效國家。他得到 李清悚 先生的協助，編輯一套國文及史地課本，供戰時後方急需。因編書，他體悟：「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需要技巧，不是任何學者都可以率爾操觚的。因為編教科書，一方面需要學識，一方面也要通教育心裡，在編排取捨之間才能合用。越是低級的教科書，越難編寫。」[4]這段經驗與學習，開啟他編教科書的工作。抗戰末期，他 應王雲五 先生之邀，為商務印書館另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。可惜這套代表民間編輯的書，卻因教育部不開放民間編書，未能付梓。但這兩段珍貴的經驗，也為他往後在台灣編英文教科書埋下了種子。
抗戰時， 梁 先生任職國立編譯館，擔任翻譯委員會主任，暫居四川的北碚，繼續他的翻譯西洋名著工作，也給 劉英士 先生主編的《星期評論》寫短文。這些短文集結之後出版，就成了後來為 梁 先生贏得盛名的《雅舍小品》。有關雅舍的由來，首先是他將寄居的竹筋和三合土草房，取名「雅舍」：「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馬路約七、八十層的土階。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，後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山坡。蓖牆不固，門窗不嚴與鄰人彼此均可以互通聲息。入夜則鼠子自由行動，使人不得安枕。夏季則聚蚊成雷……」[5]。他就在這樣的環境中：「長日無俚，寫作自遣，隨想隨寫，不拘篇章，冠以《雅舍小品》四字」。這是雅舍小品的由來。《雅舍小品》雖然在大陸時已經排版好了準備出書，但因故卻等到 梁 先生到台灣時，才在台灣由正中書局出版。出版後，洛陽紙貴，海內外佳評不斷，迄今再版五十餘次，為華文世界最暢銷的散文作品。
余光中評論 梁 先生的散文，他讚許說：「雅舍的筆法清俊簡潔，點到為止，文白相濟，放而能收，引證則中外兼採，行文則莊諧並重，時或誇張而令人驚喜，時或含蓄而耐人尋思，乃成為五四以來有數的散文大家。」 梁 先生寫散文，得益於清華時期的「割愛」訓練，簡短，不說廢話。如他自己所言：「文章要深、要遠、要高，就是不要長。描寫要深刻，意想要遠大，格調要高雅，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長」[6]。
寫雅舍小品雖帶來愉悅的經驗，但 梁 先生在北碚的日子，也不盡然就是順遂如意。一來單身在外，與家人分離，生活畢竟少了團圓之樂。二來他在重慶時，接編中央日報的副刊「平明」，沒想到一篇短短的「編者的話」，卻再次為他惹來左翼文人的攻訐：「現在抗戰高於一切，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，我的意見稍有不同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，我們最為歡迎，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，只要真實流暢，也是好的。不避免強把抗戰截搭上去，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，那是對誰都沒有好處的。」就是這段話，被左翼文人斷章取義，批評說 梁 先生鼓勵人家寫「與抗戰無關」的文章。在一切為抗戰的時期，這頗具煽動的言詞，對 梁 先生造成了相當困擾。毛澤東甚至於點名批判他，也使他成了左翼作家的共同敵人。 梁 先生也曾為文辯駁：「思想不能統一，只有獨裁者及獨裁之擁護者才要求思想統一……國家統一，對外團結，也只是在大處著想，人的私下行為動態仍然各享自由。」[7]但毛澤東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上，批評「 梁 先生這一類人，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，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，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」。[8]這一番論定，把 梁 先生在中國打成反革命份子，使 梁 先生的文藝創作，長久以來，在中國受到貶抑。但隨改革開放， 梁 先生才慢慢得到平反。
1945年，日本投降。梁先生回北京，與父母相聚，並任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。後因國共大戰加劇，北平情勢日亟，梁先生再度離開北平，飛廣州，應聘到廣東中山大學任教。1949年，教育部長杭立武在台北復設國立編譯館，邀梁先生參與籌畫工作，於是年6月底渡海來台，展開另一段人生旅程。
二．台灣時期的生活
渡海來台，是 梁 先生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折。一則他躲過了文革那段全中國人都不堪回首的歲月。他早年的文友，如老舎等人，都躲不過這段浩劫。二則台灣提供他一段長期安定的日子，一個舞台，使他得以發揮長才，延續志業，在台灣的文壇與杏壇，大放光彩。 梁 先生渡海來台時，48歲，時值盛年，創作力旺盛，閱歷豐富。他正需要一段安靜的日子，來沈澱自己，並重新出發，貢獻社會。他在台北過世時，享壽86。換言之，除短暫居留美國西雅圖外，他在台灣近40年的歲月，持續作育英才，翻譯創作，特別是他在英語文教育上的著力與創舉，更是深深影響了台灣的英語文教育的發展。如果把 梁 先生的生命，分兩段來看，他在大陸時期，深耕文學批評與散文創作，編輯文學刊物，掀起文學論戰，是一號風雲人物。在台灣時期，潛心教育與翻譯，則再創另一波生命的高峰。
目前有 關梁 先生的成就之討論，大抵側重在他在文學創作與翻譯上的成就。反而是他在台灣師大服務多年，於其中的成就，討論的人較少。下面，將從這個方向，來詳述他在教育領域上的貢獻。 梁 先生自美返國後，先後在許多國內著名的大學，例如，南京東南大學、暨南大學、國立青島（山東）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廣州中山大學等學校任教，主要講授英國文學。也曾在復旦大學、中國公學、光華大學、勞動大學、知行學院和瀋陽東北中正大學兼課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教育學生無數。國民政府轉進到台灣後，1949年6月，他首先在台北的德惠街大同公司董事長林廷生提供的日式平房落腳。他先代理國立編譯館館長，同時在大同職校兼課。同年應當時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校長劉真邀請，擔任英語系專 任 教授兼系主任，開始他在台從事教育的第一步。1952年，他婉拒台大聘書，遷入雲和街11號師大職舍。1955年，師院改制為台灣師範大學， 梁 先生擔任文學院院長。 梁 先生一直在師大服務到1966年，屆滿65歲退休。他在師大凡17年，一面教學，一面擔任行政工作，一面翻譯與創作不懈，毅力驚人。知人善任的師大劉真校長在 紀念梁 先生的文章裡說， 梁 先生告訴他，他曾在國內很多著名的大學任教，可是「他不僅在台灣師大的時間最長，而且也以這一段時間精神最感愉快。」劉真校長以學校長官兼好友的立場說，在 梁 先生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，他對師大奉獻的心力最多，培育的人才也最眾。」[9]與 梁 先生幾乎同時到師大服務的吳 奚真 教授則讚揚兩位說，「在歷任師大校長之中， 劉真 先生有其獨特無比的貢獻，因為他在短短幾年之中，使師大從一個地方性的普通的學院，一躍而為學術水準很高的第一流大學……而在 梁 先生先生慘澹經營下的師大英語系，對於促成師大校譽的提升，尤其在人文學科方面地位的提升，是一個重大的因素。」[10]畢業於師大英語系及英語研究所的 胡百華 教授，總結 梁 先生對師大的貢獻，條列五點[11]：
1. 建立一年級英文統一考試制度，不及格者不能畢業。
2. 編大一英文教科書，精選專業需要及英美當代之主流作品。
3. 與亞洲基金會合作，創立英語教學中心，採用新式教學法及現代設備，為全台灣中上學校英語教育建立新標準。
4. 開風氣之先，設立國語教學中心，訓練各國從事中國研究之學者，有助於60年代以來全球研究華學之熱潮。
5. 接受教育部部長張曉峰建議，建立國文研究所，進一步鞏固台灣在國學研究上的地位。
胡教授授業於 梁 先生，他的觀察與評價，基於親身經驗，自是可信。作者本人也在英語系和英語研究所求學，也曾擔任過系所主任，對 梁 先生留給英語系的珍貴遺產，感受甚深。茲就上述幾點，作進一步說明。
梁先生為提升大一學生的英語水準，立下的統一考試制度，一直沿用至今。現師大的一年級學生，期末還有統一考試。由授課老師聯合命題，對學生的基本水準，進行把關的工作。現在學校特別為英語科定了畢業門檻，也就是，全校同學大四畢業前，必須通過英語檢定，才能畢業。 梁 先生也主張，各學系的「基本英文」特別重要，一定要由最好的教授來擔任教學。
國民政府初到台灣之際，百廢待舉，教育事業幾乎仍是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。那時期，優良適任的師資難覓。 梁 先生以其良好的社會關係，禮賢增聘優良教師到師大英語系服務。他得劉真校長的信任與授權，廣增才，但不浮濫。有一次，他聘了兩位清華留美的舊識來任教，但是發現他們教基本英文，未盡心盡力，作業未批，上課談與教學無關的言論，乃不怕得罪人，將他們辭退[12]。因此在 梁 先生主持系務的時候，英語系人才濟濟，名師輩出，學生受益，學習效果也益發顯現。
民國40年代，因經濟困頓，台灣的出版事業發展緩慢。有關外文的教科書，取得困難。師生普遍缺適當的原文書，來進行學習。 梁 先生在大陸時，有過編輯教科書的經驗，於是召集系上同仁，著手編輯大一英文，供全校同學使用。這套書本，幾經修訂增補，一直沿用到80年代，版權意識崛起才告終。我在求學階段，就非常喜歡書中精彩的選文，經常閱讀，受益良多。後來為人師，還用過這幾本書當教材。這套書真的為那個學習資源艱難的時代，提供了較廉價的教材，讓學子們親近英美經典的文章，對知識的傳遞與英語文能力的提升，發揮了重大的功能。
但 梁 先生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創舉之一，卻是與美國的「亞洲基金會」(Asia Foundation)合作，創立「英語教學中心」。中心採用根據語言學發展出的教學法，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派美籍教師來教學，使用現代的視聽設備，來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效能。從1955年到1962年，一共有7屆的英語教學實驗班學生。 梁 先生請留學密西根大學的 林瑜鏗 教授主其事。 梁 先生有識人之明，英語中心在 林 教授的主持下，成績斐然，替國家培養眾多人才。國內學界許多重要的學者，都受益於英語中心的教學，他們在國內的英語文教學與研究的領域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這些傑出的畢業生，包括了李壬癸（中研院語言所院士，台師大傑出校友）、滕以魯（莎士比亞專家，曾任台師大英語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）、田維新（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、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）、周英雄（中正大學副校長、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長）、陳永昭（台師大英語系教授）、鄭良偉（夏威夷大學語言學教授）、孫筑瑾（美國匹次堡大學教授）、曹逢甫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）、姚崇昆（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）、傅建中（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）等人。
梁先生設立英語中心的第二年，聘了陳須姬當助教，協助 林瑜鏗 教授處理中心行政業務，兼看圖書館。根據 陳須姬 教授的回憶，英語中心的教學，採用美國提供的原文教科書。書本要代代傳承使用，所以嚴禁在書本上寫字作記號。教師來源，國外和國內的外籍人士居多，例如當時在天主教耕莘文教院服務的Father Demers, Father Mibach, Father John J. Deeney等人，也來協助。另外也聘任國內傑出的學者來任教，如李方桂、陸孝棟、余光中、傅一勤等人。由美國聘來的外籍教師有Thompson, Gibson, Jason B. Alter等多人。這些老師都是一時之選，他們在 林 教授的領導下，熱心投入英語中心的教學工作。
英語教學中心的教學，採用全英語上課，這些課程包括「世界史」（World History）、「社會學」（Sociology）、「教育哲學」（Philosophy of Education）等，全部採用英語授課。這在那個英語教學剛起步的階段，是個破天荒的創舉。這些接受全英語授課訓練的學生，個個英文聽說讀寫能力紮實，尤其是口語表達流利，這在當時的環境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後來這些口語訓練的課程，也正式納入英語系的課程。這些學生畢業後，到全省各地的中學去教書，把英語學習的熱情，散播到台灣各地，造福了更多的年輕學生。 梁 先生引進外來資源，創新行政，設立新的學習方式，以今日觀點來看，仍是具有遠見、了不起的創舉。
（台師大國語中心 圖書館）
1956年，梁先生繼續創立另一影響更加深遠的教學單位，「國語教學中心」。梁先生受過中西文化的薰陶，與同時代的人相比，具有相當的國際觀，瞭解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。他先與康乃爾大學合作辦理「國語教學中心」，後由師大自己辦理。這個訓練中心，專門協助外國人來台灣學習中文。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的年代，國語中心扮演了延續正統中華文化的角色，所有想要學習中國文字的人，都要來這裡進修。半世紀來，該中心培養熟悉中文的外籍人士，從政界到商業，從學界到外交領域，不計其數。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裡，扮演著中國通的角色。國語中心現有校友總數達四萬餘人。這些人當中包含了諸多英美涉及中國事物的高官，現任的澳洲總理 陸克 文（Kevin Rudd）和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，也在其中。甚至於當紅的「海角七號」電影女主角日本美女田中千繪，也是國語中心的校友。
（台師大國語中心門口）
梁先生初設國語中心時，只有12名學生。但歷經王壽康、張在賢、吳雪曼、吳奚真、李振清、羅清哲、何慧玲、戴維揚、鄧守信、周中天等人的戮力經營，現已經成了國際著名、全球最大、也是最重要的的華文學習機構。現每一季（三個月）都有1500名左右的學生，遠渡重洋，來台學習華文。換言之，每年都有6000人次左右，在台灣學習正統的中國文字與文化。這些人帶來了中西文化交流，增進台灣的國際化，而他們回到各自工作的領域時，又扮演了中華文化的傳播者。他們協助台灣以不同的方式，和國際社群連接。這個中心的國家性價值，不是用金錢所能衡量的。
國語中心創立初期， 梁 先生即主張採小班教學的政策。現在的國語中心延續這個傳統，繼續以最現代、有效的學習方式，教導正體中國文字。雖然現在全球各地有許多中國支助設立的「孔子學院」，教導簡體中文。但台師大國語中心，依然守護傳統正體中文的香火，為華人的文化傳承而努力。和平東路上的師大國語中心校區，是全台灣外國人密度最高的地方。國語中心的圖書館，取名「實秋軒」，就是用來 紀念梁 先生的設立該中心的遠見與貢獻。國語中心是 梁 先生留給台灣師大和整個台灣最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。
（以梁先生命名的圖書館：實秋軒）
同是1956年， 梁 先生在教育行政上又有另一項重要的創舉。他在該年任師大文學院院長時，籌設了台灣第一個國文研究所及英語研究所。40年代，台灣的學術研究風氣未開，這兩個研究所的設立，對提升中文和外文的研究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師大國文研究所，培養國學研究的高級人才，例如曾任教於夏威夷大學的 羅錦堂 教授，即為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的第一位 國家文學 博士。而 梁 先生更加關切的師大英語研究所，也同樣為國家培養了許多人才。英語研究所成立時， 梁 先生自己兼任所長，講授莎士比亞。英語研究所為台灣的高等教育，培育了相當多的人才。例如，曾在國內大學任教的邱煥堂、董昭輝、許大成、紀秋郎、林連祥、陳蒼多、張強仁、張進生、張永傳、黃美序、陳次雲、林春仲等人，在海外大學服務的梁兆兵、屈承熹、葉維廉、胡百華等。在中研院當院士的龔煌城，在聯合國當翻譯官的陳達遵（《雅舍小品》的英文譯者），也是研究所的學生。
曾獲得2005年台北陶藝獎「終生成就獎」的英語研究所第一屆學生 邱煥堂 教授回憶， 梁 先生上課時對文本的講解，非常詳細。那時候，台大還沒有研究所，因此常有台大的學生，也跑來旁聽 梁 先生的課。 梁 先生也透過自己的關係，延攬了名家來研究所上課。例如，當時「中國郵報」（China Post）的主編陳欽仁就來研究所教英文作文課。 梁 先生自己也每星期額外講授一小時的西洋文化史。沒有特別的講題，目的大抵是製造機會和學生們見面聊聊，關心他們的生活及學習。
滕以魯教授也在訪談時說， 梁 先生的「莎士比亞」課，對他的學術研究生涯的選擇，影響甚大。他的「英國散文選讀」課，也吸引了國文系的同學來旁聽。 梁 先生學問淵博紮實，在英國文學史課上，講解Shelley, Keats, Milton, Byron，旁徵博引，讓他受益良多。 陳須姬 教授也說，她上 梁 先生的課，都搶坐第一排。
她現在還保有 梁 先生上英詩課的講義，書頁都快散掉了，但是 梁 先生精闢的解說和上課的風采，仍記憶猶新。中研院的李壬癸院士也說， 梁 先生講課嚴謹，困難的章節，逐行逐句解釋，引導學生進入知識的堂奧。他後來走語言研究的路，但是 梁 先生的散文選讀課，給他很多啟發。跟 梁 先生讀的培根散文，到現在仍然記憶猶新。
除了上述幾項在教學與教育行政的創新措施外， 梁 先生在師大服務其間，還作了兩件事。這兩件事深深影響了台灣學生的英語學習。那就是，編遠東版英漢字典，和中學英語教科書。早年學習英文的管道與工具書不多， 梁 先生以實際行動進行此項改進英語教學的工程。首先，他得到師大英語系同仁的相助，與遠東書局合作，出版一系列的英漢辭典，供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們使用。80年代之前，幾乎每個學生都人手一本 梁 先生編的遠東英漢字典。例如，《最新實用英漢辭典》初刊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，收字四萬左右。五十二年進行修正，增訂本以新的面貌問世。參加編輯工作的先後有屈承熹、陳達遵、戚正飛、何欣、胡百華、紀秋郎等 諸位 先生，協助編輯的有陳秀英、陳銘銳等，收字八萬餘。五十八年三月，由董昭輝、王進興任編纂、朱良箴總編輯、傅一勤總校訂，開始進行《遠東英漢大辭典》之出版工作。六十年七月，全稿完成，收字逾十六萬字，這本英漢大辭典的出版，是學英文的同學或社會人士，必備的參考用書，影響深遠。
另外 梁 先生也發揮他在抗戰時編書的經驗，與師大英語系的同仁，編輯遠東版的初中及高中英文課本。同樣，這些英文教科書，也是人手一冊。羅青在 紀念梁 先生的文集裡，就以詼諧的口吻，回味他與 梁 先生教科書和字典的關係：
打從我念初中一年級開始，也就是民國49年，便與 梁 先生在英語課上結了「仇」。當時學校採用的課本是遠東版的初級英文，封面上大大的印著『 梁 先生主編』五個字。放學回家，到書店去買中學適用的遠東版最新英漢字典，上面印的還是『 梁 先生主編』幾個大字。就這樣，從初中念到高中，六年英文讀下來，大考小考模擬考外加大專聯考，翻來覆去，每日總少不了要與『 梁 先生』三個字為伍…[13]。
由此可見這些字典和教科書對當時青年學子的影響有多大。
傅一勤教授回顧與梁先生共事編字典和教科書時說，這些出版品對台灣的英語教學貢獻至鉅。字典有一項特別的安排，也就是採用DJ 和KK兩種音標同時標記。當時一般英語教師大都來自大陸，習慣用英國的DJ音標。來台後，美國文化對台灣影響較大，傅先生乃向梁先生建議用美式的KK音標，獲梁先生同意。但遠東書局為兼顧市場需求，採兩種並用。這個轉變，也成了台灣字典編輯的通例。KK音標也因此成了台灣英語學習上最通用的音標。[1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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